第111章 贝格尔号迷航（第1页）

全息投影屏上的dNA双螺旋突然扭曲成一团乱麻时，青林正用爷爷留下的黄铜放大镜观察一片三叶草标本。镜片边缘刻着的拉丁文“Naturanonfacitsaltum”（自然不做跳跃）突然渗出银蓝色的光，将他拽进一片旋转的星云——不是宇宙的星云，而是无数飞虫振翅形成的活体漩涡，耳边灌满了海浪拍击船板的轰鸣，还有谁在用羽毛笔沙沙书写的声音。

“抓住船舷！”

一只沾着海藻腥气的手拽住了他。青林呛咳着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趴在一艘木质帆船的甲板上，咸涩的海风灌得他喉咙生疼。面前站着个高瘦的年轻人，亚麻色头发被风吹得凌乱，鼻梁上架着副铜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像灰蓝色的海，此刻正瞪得溜圆。他穿着件磨白的帆布外套，口袋里露出半截笔记本，封面上烫着“beagle”的字样。

“你是……”青林的手指还在发颤，那枚放大镜正硌在掌心，“达尔文先生？”

年轻人挑眉的瞬间，青林注意到他笔记本上的草图——一只加拉帕戈斯雀的喙部特写，旁边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尺寸。这场景和他在《物种起源》插图里见过的一模一样。

“查尔斯·达尔文，”对方的声音带着英国乡绅的温和，却藏着股执拗，“但我更想知道，你这身……橡胶外套（指青林的冲锋衣）是哪个港口的新款式？还有你口袋里那发光的玩意儿（指手机）。”

青林低头看着自己的速干裤和溯溪鞋，突然想起历史课上讲的“贝格尔号航行”——1831年，达尔文正是乘着这艘船环游世界，为进化论收集了关键证据。而他掌心的放大镜，此刻正像块融化的银锭般微微发烫，显然是这物件把自己拽进了19世纪。

“我叫青林，是个……自然爱好者。”他把手机塞进防水袋，努力让语气听起来可信，“不小心被海浪冲到了这里。”

达尔文突然笑了，露出两排被海水浸泡得发白的牙齿：“那你可来对地方了。”他拽着青林往船舱走，“正好我刚从圣萨尔瓦多岛收集了些甲虫，你肯定没见过。”

穿过堆满标本箱的走廊时，青林像闯进了自然博物馆的储藏室。墙上钉着巨嘴鸟的标本，翅膀展开足有一米宽；玻璃罐里泡着色彩斑斓的海星，标签上用拉丁文写着学名；最惊人的是个半开的木箱，里面码着十几块带着贝壳印记的岩石，达尔文说这是在安第斯山脉海拔四千米处找到的——“海洋生物怎么会跑到山顶？”他敲着岩石，眼里闪着困惑的光，“这可不是《圣经》里能找到答案的。”

船舱深处的实验室更像个魔法工坊。达尔文正用自制的铜制解剖镜观察昆虫翅膀，镜片是他磨了三个月才弄好的；旁边的天平上放着两朵几乎一模一样的花，他说一朵来自大陆，一朵来自邻近小岛，花瓣厚度差了0.3英寸；最奇怪的是个旋转的金属架，上面挂着十几个鸟雀标本，喙部形状从纤细如针到粗壮如凿，达尔文每天都会转动架子，在笔记本上画下新的对比线条。

“你看这些雀鸟，”他指着最左边那只，“在Espa?ola岛，它们的喙像胡桃钳，因为那里的种子外壳最硬；到了Santacruz岛，喙就变尖了，适合啄食仙人掌的花。”他突然把眼镜往额头上一推，“可它们明明是同一种鸟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”

青林的心脏猛地一跳。这正是加拉帕戈斯雀的适应性进化，课本里说这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关键证据。可看着达尔文对着标本喃喃自语的样子，他突然意识到：课本上那行冰冷的结论背后，是无数个这样充满困惑的日夜。

“或许……是环境让它们变成这样的？”青林试探着说。

达尔文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像发现了新物种的猎人。他拽过一张航海图，用羽毛笔在上面圈出各个岛屿：“你也这么觉得？我在阿根廷看到的犰狳，和灭绝的雕齿兽化石长得太像了，就像儿子和老子。可神父说上帝造物是完美的，不会让物种消失……”他突然压低声音，“我偷偷数过，这三年来收集的化石里，有超过一半的物种现在找不到了。”

接下来的几周，青林成了达尔文的“编外助手”。他看着达尔文用麻布口袋收集企鹅的粪便——“里面有未消化的磷虾，能看出它们的食谱变化”；看着他把珊瑚虫放在特制的玻璃皿里，记录它们每小时的生长速度；甚至跟着他跳进齐腰深的海水，徒手捕捉章鱼——“你看它的眼睛，和人类的太像了，可我们的祖先怎么会和软体动物扯上关系？”

有天清晨，达尔文兴奋地冲进船舱，手里举着个沾着泥土的蛋。“在Floreana岛找到的！”他用卡尺量着蛋的周长，“和Espa?ola岛的龟蛋相比，这个更圆，壳更厚——因为那里的蜥蜴更喜欢偷蛋吃，自然要长得结实些。”他突然停下来，眼镜滑到鼻尖，“青林，你说如果让一只Espa?ola岛的雌龟到Floreana岛产卵，它的后代会不会长出更圆的蛋？”

青林看着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蛋形草图，突然想起现代遗传学里的表观遗传。在基因理论诞生前半个世纪，达尔文已经在摸索环境对性状的影响了。

贝格尔号抵达巴西时，达尔文带青林去了热带雨林。他的装备堪称19世纪的“科学探险套装”：背上背着自制的昆虫网，网柄里藏着卷尺；腰间挂着标本瓶，瓶塞是软木做的，能根据温度膨胀密封；最妙的是顶宽边帽，帽檐内侧贴着张微型雨量计，能记录每天的降水量。

“看这株兰科植物，”达尔文拨开巨大的蕨类叶片，指着一朵开在树干高处的花，花瓣长成了水桶的形状，“它的花蜜在桶底，昆虫进去喝蜜就会掉进去，只能从背面的窄口爬出来，这时花粉就会粘在它背上。”他模仿昆虫的样子比划着，“这花和昆虫，就像钥匙和锁，是谁设计的？还是……它们互相把对方‘逼’成这样的？”

青林想起课本里的协同进化理论，正想开口，却被达尔文接下来的动作惊到了。他竟然摘下那朵花，小心翼翼地剖开子房，用针挑出里面的胚珠，和地面上另一株兰花的胚珠放在显微镜下对比。“你看这胚珠的大小，高处的花比低处的大1.2毫米——或许是因为风不容易吹到高处，得靠更饱满的胚珠保证繁殖？”

傍晚回到船上时，达尔文的标本箱又多了个新成员：一只翅膀残缺的蝴蝶。“它被鸟啄过，却没死。”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破损处，“翅膀上的眼斑刚好在破损边缘，可能让鸟以为啄到了头部，其实只是翅膀。”他突然抬头看向青林，眼神里带着种近乎孩童的好奇，“你说，是不是那些没长眼斑的蝴蝶，都被吃掉了？”

这句话像道闪电劈中青林。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——适者生存。可从达尔文嘴里说出来，不是结论，而是充满困惑的追问。

航行到澳大利亚时，达尔文迷上了有袋类动物。他在悉尼郊外的山洞里找到块袋鼠化石，和现在的袋鼠相比，化石的后腿骨更短，尾巴更粗。“它们以前可能不怎么跳。”他用骨尺测量着股骨的角度，“你看这关节的磨损程度，更适合爬行。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难道跳跃比爬行更有利？”